114.06.25勞教課程公會生存策略練習題

今天第一場講師杜光宇秘書長，分享他在協助電子業組織工會的過程中所觀察到的情況。他指出，往往是基層員工願意加入工會，而工程師則因為多數人規劃40歲退休，認為自己不需要工會保障。此外，他也發現越處於弱勢、處境越艱困的勞工，反而越不願參與勞資爭議。相對地，年薪約300至500萬的機師卻在短短數年間發動三次罷工，積極爭取改善勞動條件。這是因為機師對自身專業極具信心，並認為應該以國際水準作為自身條件的比較對象。講師也帶回中運工會的勞資爭議案例，並詢問與會學員：在當前現況下，有哪些議題是希望工會能協助爭取改變的？許多學員提到，歐美國家的船員只需工作三個月，便能帶薪休假三個月；反觀台灣船員卻無法比照辦理。這也正是不定期契約制度成為工會長期訴求的原因之一：唯有先確保工作保障，才有機會爭取更優渥的勞動條件。並以簡單的公式：從「議題」導出「目標」，再設計「行動流程」，深入剖析中運罷工的歷程，並給予與會者一項回家作業──設計如何推動不定期契約的實現。

第二場由張仲方講師主講，主題為《被忽視的社會矛盾：資本主義問題為何難以解決？》。張講師指出，批評資本主義並不是因為它「邪惡」，而是因為它阻礙了社會的整體發展。資本主義是一種私有制度，其產權結構是社會運作的核心。人類權力的私有化導致階級世襲，使得多數人別無選擇，只能販賣自身的勞動力。所謂「富者恆富」，除了透過戰爭手段將私有財富回歸國有，私人資本始終壟斷著國家大部分的資源。資本主義以利潤為最高原則，若停止逐利，就會在競爭中敗下陣來。因此，人權與民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常淪為口號。這是一套無法停止生產的制度，然而從生產到消費具有週期性，因此資本主義不斷加速生產鏈效率。以快時尚產業為例，全球每年生產約800億至1500億件衣物，其中估計有10%至40%最終未售出而遭銷毀。科技產業則充斥著計畫性報廢與高能源消耗的產品，其中近80%無法回收，對環境與社會造成巨大負擔，而最終全世界人民都被迫為此買單。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趨勢下，效率與盈利極大化成為目標，資本主義進一步壟斷全球資源與權利。生產與排放集中於全球南方，南半球的開發中國家為北半球生產商品、承擔汙染、付出廉價勞動力。但全球消費市場是有限的，生產過剩後資本主義便須不斷透過各種手段爭奪市場。例如，目前全球最富有的62人，其資產總和與35億人口相當，階級不平等的根源正是市場專制。資本主義體制的邏輯，導致教育經費與社會福利不足；只要所得分配持續不均，國內的社會衝突就將持續擴大。為捍衛強者的利益，戰爭便成為最終手段。近十年來，全球軍事預算增加了11.4%，推升原物料價格，加劇地緣政治的緊張。講師最後強調：唯有強大的勞工運動崛起，才能實現資源的重新分配，階級問題才有可能被解決。這代表我們必須推動工會的發展，強化勞工運動。雖然國際勞工團結困難重重，但它是我們唯一的希望。

下午場由陳柏謙研究員主講，主題為〈認識高雄舊臨港線周邊工業與勞動身影〉。陳講師同時擔任台灣勞動歷史與文化學會秘書長，點出中運工會會員八成以上來自高雄，呼籲在地勞工應該更加認識高雄乃至整體台灣的工運發展脈絡。高雄自日治時期即是重工業重鎮，從糖業、機械、造船、鋼鐵、石化到港運產業，造就大量勞動人口與密集勞工聚落。勞工做為城市發展的根本，其集體行動與反抗歷史也構成高雄城市記憶的重要部分。推薦與會者造訪高雄歷史博物館，了解勞工如何創造價值、形塑歷史。他也介紹去年海員總工會高雄分會所舉辦的船員攝影展，透過船員親自拍下的作品，展現現代海員勞動生活的尊嚴與艱辛。回顧台灣工人運動的歷史：從1920年代「淺野水泥罷工」與「台灣鐵工所罷工」，到戰後白色恐怖時期，台灣勞工運動經歷了嚴重的政治打壓與整肅。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，國民政府全面接收日治時代成立的工會與產業組織，並改組為「國策工會」，透過官派幹部掌控工會運作，使工會淪為政權附庸，失去代表工人利益的功能。1950年代起，在戒嚴體制下，任何形式的罷工、集會、串聯皆被視為叛亂或顛覆行為，許多勞工領袖與積極份子遭到逮捕、失蹤甚至槍決。工會被國民黨嚴密控管，形同「勞工組織一黨化」，工人根本無從表達不滿或爭取權益。例如1952年高雄市交通工人抗議調薪無果，竟遭以「聚眾滋事」名義鎮壓；1960年代中鋼、中油內部工人曾多次要求改善待遇，但均遭情報機構約談、威脅，甚至連家庭也遭監控。工會成員若有異議傾向，經常被迫「自請離職」，或遭調離崗位。這些案例顯示，在長期的威權統治下，工人集體行動被視為政治威脅，勞工組織受到嚴格壓抑。一直到1980年代台灣社會民主化浪潮興起，勞工才逐漸重拾自主權。1987年解嚴後，許多「公司工會」開始轉型為「企業外自主工會」，如1993年台船工會展開護權運動、1994年中油工會反對裁員抗爭，均為突破體制限制的重要指標。即便進入21世紀，政治力對工運的介入依然未曾終止。公營事業工會在民營化與轉型議題上，經常遭遇政府「上對下」政策式命令，真正能透過集體協商或勞資對等對話的空間仍非常有限。此外，不少地方工會在選舉時遭地方派系或政黨勢力滲透，導致工會內部民主薄弱，決策偏離會員意志。

陳講師強調，理解台灣工運如何從壓抑走向自主，對於今天勞工爭取不定期契約與工作保障具有深刻啟發。他提醒大家，工會並非理所當然存在，而是歷經血汗與犧牲爭來的成果。我們今日能夠在此討論勞動權益，正是無數工人前輩抵抗體制、對抗壓迫的歷史延續。他呼籲大家不僅要認識歷史，更要在當下實踐勞工運動，讓工會真正成為勞工發聲與改變現實的工具。